![]() 1、 李泽厚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是一个整体。马克思之所以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说提 到与哲学并列的高度,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--马克思主义哲学,即所谓历史唯 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的本质决定的。历史唯物主义突破了自然本体论的局 限,将视角投射到人与自然的联系,世界被定义为人与自然的互动,被定义为 “人化自然”,哲学所要探讨的全部问题也就面向了现存世界即人类社会。人 类社会的产生,即人通过实践不断生成自己的过程,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研究 对象,生产力、生产关系、阶级斗争、社会制度等名词都已经具有了深层次的 哲学意义。也可以说,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极其严密的整体,它将形而上学、 经济学说和社会学说完全覆盖且溶为一体,在这种意义上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 学科分类。因此,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“某某是基础, 某某是运用”之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;事实上,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 分”这种提法也并不妥当。 李泽厚是国内最早提出“实践本体论”的人之一,他所谓的“后马克思主义” 以其对“实践本体”、“主体性哲学”、“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”等观点 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。但他在《哲学答问录》中却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、 暴力革命等社会学说一律“扬弃”,企图将哲学单独提出,成为一个纯粹的理 论体系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,为什么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,却没有 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。马克思“拒斥形而上学”,认为哲学应该关注现存 世界,“把人们的全部注意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”;这使得他的理论与以前 任何一种空中楼阁式的形而上学体系(最典型最完善的是黑格尔的体系)有着 本质的区别。只要哲学没有放在人类社会的基础即经济与社会结构上,它就是 不稳固的。李泽厚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和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之 后,却又象“西马”学者一样企图到精神领域去寻求人的解放,这只是另外一 种形式的空中楼阁。人的解放只能最终由经济-社会层次的进步决定,精神-文 化层次的解放只是一个中介。三者的关系如下: 人(群体的人、个体的人) ↓ 精神-文化 ↓ 社会-经济 (参见丹尼尔·贝尔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) 李泽厚看到了第一层关系的重要性,但他把这种关系提到不适当的高度,以致 于淡化了第二层关系。这使他的理论带上唯心主义色彩而授人以柄。 “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,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刻在马克思墓 碑上的这句名言的意义至今未被人们完全了解。萨缪尔森在其巨著《经济学》 中引用了这句话,并留给读者一个思考题:你是否能在赞成改变世界的前提下 不赞成使用暴力方式?他(在西方学者中显然不止他一个,见《中国经济学的 寻根与发展》于光远《我是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》一文)似乎认为马克思主 义是到处煽动暴乱的理论,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。但如果他并非针对马克 思本人,而是就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论,那么是可以理解的。 2、 知识的形式的变化 信息时代到来了。《读书》上有人发表文章,哀叹在一个充斥着光盘和网络、 文本可以被方便地无限复制的时代,人人都可以占有知识,知识分子作为知识 的捍卫者的最后阵地也将失去。 这让人想起当印刷术传入中世纪的欧洲时,曾经靠昂贵的羊皮纸垄断知识同时 也垄断了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僧侣们哀叹,知识堕落了,连贫贱的人们都可以占 有知识。由此推想,在人类发明文字,知识不再需要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时候, 一定也有人哀叹知识的神圣被亵渎。 这不但没有什么悲哀,而且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 3、 浪漫的爱情 伊恩·罗伯逊《社会学》第14章阐述了“浪漫的爱情”的基本功能: 1 、帮助年轻的配偶减少与其出生家庭的联系,建立一个新居式核心家庭。这在大家庭的 情况下是不大需要的。 2、 一对情人在创建新生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,浪漫的爱情为他们提供了感情上的支持。在大家庭中并不需要这种爱情,因为亲属们可以协助解决困难。 3、 在传统的大家庭中,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而在现代世界中,一个人完全可以选择是否结婚。和另外一个人结成承担义务的终身契约未必是一个诱人的建议,因此“浪漫的爱情”充当了吸引人们结婚的诱饵。 总而言之,“浪漫的爱情”完全是文化的产物。“在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 的社会中,你也许永远不会恋爱,也不会期待着恋爱。”这是没错的。问题在 于他认为爱情是大家庭解体后的产物,亦即是“主要见于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特 征”。事实上,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,即明清时期,已经可以从文学艺术作 品中大量看到这种对爱情的描述、渴望与追求。诸如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 、《倩女离魂》、《墙头马上》等,其表露都是相当直接的。如果把时代推向 更早,唐代传奇中惊心动魄的呼声“生得其亲,死亦何恨”(《步飞烟传》) 已经表达了这种渴求。当时大家庭制度正处于极盛时代,然则这种爱情是产生 于怎样的社会基础之上? |